蘇峪口瓷窯址是西夏燒造白瓷的主要窯場，也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瓷窯址首次揭示出宋、元時期單個完整窯場的規模、構成及工藝流程，對于中國同一時期窯場的重建具有重要示范意義。

蘇峪口瓷窯址先進的瓷器燒造技藝從何而來？為何說蘇峪口瓷窯址改寫了中國陶瓷技術的歷史？蘇峪口瓷窯址如何反映兩宋時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進程？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基建考古室)主任、副研究館員柴平平，對此進行解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中新社記者：蘇峪口瓷窯址是如何被發現和發掘的？柴平平：蘇峪口瓷窯址位于今寧夏賀蘭山東麓中段的蘇峪口國家森林公園內約10公里處，東距銀川市約40公里，系2017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進行賀蘭山東麓古代文化遺存考古調查時發現，地表殘存窯爐13處，占地面積約4萬平方米。

整個窯址區位于山坳處，大體呈梯形，南寬北窄。所在地勢北高南低，兩側高、中間低，中間有一較大沖溝，窯爐位于沖溝兩側的坡地上，大部分窯爐殘存部分窯壁。窯址西南距拜寺口西夏寺院約15公里、距西夏陵約40公里。

2021年至2024年，為探索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生產的窯業面貌、探尋西夏陵等出土細白瓷產地相關學術問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復旦大學對Y1—Y6的6座窯爐進行正式發掘，發掘面積2400平方米，出土大量全新的高質量精細白瓷產品與各類窯具等，并在窯場周圍發現開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遺跡。

蘇峪口瓷窯出土的白瓷板瓦。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中新社記者：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的瓷器有何特點？其如何被確定為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柴平平：蘇峪口瓷窯址出土遺物數量較多，可分為瓷器、制瓷工具、窯具、金屬錢幣等幾大類，另有少量鐵器和陶器。

其中，瓷器產品以精細白瓷為大宗。其胎質潔白、釉色溫潤，有的白中微泛青，施釉均勻，玻璃質感和透光性較強；素面為主，常見花口與瓜棱等簡單裝飾。依用途可分為日常生活用瓷與建筑構件等，日常生活用瓷以碗、盤、盞、碟等為主，亦有花口瓶、梅瓶、玉壺春瓶、執壺、罐等大型的復雜造型器物，此外還有少量佛像與紡輪；建筑構件主要為白瓷板瓦、瓷質鴟吻殘塊等。

窯具有匣缽、支燒具、墊具、火照等，匣缽整體呈圓筒狀，近底腹壁有三個圓形穿孔且有較多捺窩。白色或灰白色胎，胎質較細膩，胎中含少量石英砂，口沿有釉，外壁多有窯汗。少量匣缽外壁有戳印“官”字。

制瓷工具包括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坯件成型工具。原材料加工工具有石臼、石杵、研磨棒及石錘等；坯件成型工具有軸頂碗、蕩箍等。

蘇峪口瓷窯址燒造的產品與西夏陵、賀蘭山東麓的西夏離宮、寺廟等遺址出土的精細白瓷及白瓷板瓦等建筑構件基本一致，而且多件匣缽上戳“官”字款，可確定是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屬于西夏官窯。

蘇峪口瓷窯出土的透光白瓷。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中新社記者：蘇峪口瓷窯址獨特而高超的窯業技術從何而來？為何稱其改寫了中國陶瓷技術的歷史？柴平平：蘇峪口瓷窯址的馬蹄形窯爐為中國北方地區傳統的窯爐類型，是具有北方地區黃河流域技術文化特征的窯業工具。此種窯爐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在宋代完成了改造，出現了窯箅和排渣坑，采用煤炭作為燃料，窯爐多用條磚砌筑。蘇峪口瓷窯址的窯爐在形制上采用北方地區宋代流行的窯爐類型，但在砌筑窯爐的材料上以條石建造，未用北方地區流行的條磚，這是當時窯工在新的環境下就地取材的一種創新。

蘇峪口瓷窯址的器物均使用匣缽正燒，碗盤類等器物在匣缽內多件澀圈疊燒，瓶、罐類等器物單件裝燒。澀圈疊燒技術始于五代時期的定窯，是兩宋時期北方窯場的主要裝燒技術。北方各窯在疊燒時，有的會在澀圈內鋪一層細沙等以使瓷坯之間分隔，但蘇峪口瓷窯的碗、盤、碟等澀圈疊燒器物均在澀圈上直接疊燒，將這一技術發揮到極致。

蘇峪口瓷窯址首次發現了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窯址中器物裝燒工具為直筒型瓷質匣缽，高矮不一，胎質較粗，但胎色潔白，夾石英顆粒，口沿處涂釉一圈。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區的越窯，北方窯場使用較少，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的匣缽均用釉封口，反映了其技術來源的復雜性和對瓷器質量的高要求。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峪口瓷窯址出土器物使用了瓷胎中添加石英(脈石英)以改變瓷胎性狀、結構的“二元配方”技術，這在兩宋時期全國窯場中系首次發現，在中國的窯業技術上獨樹一幟，將中國瓷胎“二元配方”技術從元代提前到西夏。“二元配方”技術使瓷器質地更堅硬，降低了熔點，減少了變形和開裂的風險，燒制出的瓷器表面更潤澤。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瓷器中，石英含量及性能參數接近或達到現代“高石英瓷”的技術標準，是中國“高石英瓷”的最早發現。

蘇峪口瓷窯出土的瓜棱罐。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中新社記者：蘇峪口瓷窯址如何反映兩宋時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為何說它是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有力見證？柴平平：蘇峪口瓷窯址作為西夏官窯，與宋、遼、金時期的官窯比較接近，說明北宋、遼、西夏、金都有服務于宮廷的窯場，而且西夏官窯與宋、遼官窯在產品面貌、生產技術方面的交流以及管理制度的趨同等，反映了不同政治區域內的文化交流是趨向統一的，是民族融合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在瓷業生產上的表現。

蘇峪口瓷窯址的考古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發展，并從瓷業生產的角度闡釋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實證了兩宋時期民族融合、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遼、宋、金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各民族自身的發展和文化交流、文化與管理制度的趨同，為元、明、清時期的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蘇峪口窯場的出土資料對研究這一時段的歷史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難以替代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