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工資最多一千多塊，突然聽說誰一件事就掙了幾萬，我記得自己第一感覺就是震驚，氣憤到雙手發(fā)抖。”

“選擇人生伴侶就是選擇一種命運，比選擇城市、職業(yè)更加重要。”

“好多人的社會關(guān)系之和越來越大，但真的在乎自己、自己也在乎的人卻越來越少，大多數(shù)就是一個‘核’。”

4月22日，《人世間》小說原著作者、著名作家梁曉聲為長篇小說新作《中文桃李》舉行媒體見面會。采訪現(xiàn)場不出所料變成了作家本人關(guān)于“人世間”的答疑和感悟分享大會：他毫不避諱地暢談房子、收入、婚姻、社交等現(xiàn)實“很俗”的一面；但又時不時地變身“周秉義”，對“我們那個年代”的情感和追求心馳神往。

走過七十余年“人世間”，這位老派現(xiàn)實主義作家依然向人們生動地演繹了他在《我與文學》中寫下的一句話：像徘徊于兩片草地之間的一頭驢一樣，始終“在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之間左顧右盼”。

回應新作質(zhì)疑

承認部分小說情節(jié)存在“美化”傾向

“我是一個極冷靜的現(xiàn)實主義者。我對人生的憧憬，目標從來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很現(xiàn)實很現(xiàn)實。”梁曉聲曾在書里這樣寫道。

自幼家境窘迫，父親常年在外省打工，母親體弱多病，家里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愛好文藝的梁曉聲很早就知道，自己這輩子只能效忠于現(xiàn)實主義，來不得半點的浮夸、抽象、虛偽。

然而，他又像安徒生童話里的小女孩一樣，將寫作當做照亮生命的希望之光，對蕓蕓眾生懷有悲憫之心。生活中，他很關(guān)心自己學生過得是否幸福，尤其為他們的住房問題操心。說到房子，他忍不住嘀咕：“在北京，12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要1200萬，還不見得條件多好。”

在最新推出的散文集《小人物走過大時代》中，他以深沉而質(zhì)樸的筆法，記述一個個平凡而鮮活的生命，折射出時代變遷與世道人心：患難相交的工友，為生計奔波的打工者，痛失愛女的知識分子父親，炒股被騙的農(nóng)婦，愛上自家雇工的女東家，還有拾荒者、黑車司機……30篇散文飽含酸甜苦辣的生活況味，再一次展現(xiàn)出梁曉聲身為作家的良知與責任感。

而在長篇小說《中文桃李》中，他以第一人稱回顧了“80后”小城青年、中文系新生李曉東和徐冉所經(jīng)歷的大學生活、戀愛、友情，以及闖蕩北京途中的一次次成敗得失，他們承受著高房價的無情重壓，在職場和情場上歷經(jīng)坎坷，為選擇回歸故鄉(xiāng)還是留在大城市咬牙堅持而彷徨、苦悶。雖然內(nèi)容并不輕松，他似乎有意卸下《人世間》里的憂患與沉重，字里行間偶爾閃現(xiàn)出一絲幽默，因而新書也給人一種“青春版《人世間》”的印象。

梁曉聲坦言，書寫年輕人的愛情、友情，的確是一個莫大的挑戰(zhàn)，他和這個時代之間也存在“代溝”，到現(xiàn)在都不會用手機約車、付款，前兩年才學會回短信。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親密地交流。”

面對外界對于書中部分情節(jié)“過于美化”的質(zhì)疑，他大方承認，主人公所經(jīng)歷的“超越階層”的情誼，在生活中是“不太存在”的，“幾乎又重蹈了《人世間》那個模式”；但他又很耐心地和記者解釋，那種可以豁出命去的交情，那些堪稱官場“清流”的干部子弟，的確是他親身經(jīng)歷過的。

那么通過這兩部書，想傳達什么訊息？人這一生到底追求什么呢？“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過眼云煙。”梁曉聲說。

回顧創(chuàng)作生涯

“寫作就是一門手藝，跟開面館沒多大區(qū)別”

在電視劇《人世間》中，梁曉聲首次“觸電”客串一位法官，成了片中最大的“彩蛋”。而新書《中文桃李》里，同樣有他“親身上陣”的影子。

他花了不少篇幅，描述中文系教授汪先生上課時的情形，例如引導學生思考《聊齋》中的《王六郎》與《海的女兒》有何異曲同工之處，以羅丹的雕塑作品《人馬》闡釋中文系是“了解人性進而了解自己的專業(yè)”；他鼓勵學生們創(chuàng)辦刊物，允許他們在課堂上含著糖果趴在桌上看電影《出租車司機》……如此種種，都讓人依稀看到了那個中文系科班出身、身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的梁曉聲。

梁曉聲曾說，他由衷地感謝文學，是文學給了他善良和憐憫。借汪先生之口，他再一次表達了對文學的敬畏之心：“文學從本質(zhì)上是人類社會‘余留’給普通人的可再生資源，幾乎不需要投資。”

“仔細想想，這世界上和人發(fā)生關(guān)系的好東西也就那么幾種，可以用‘財富’概括。”梁曉聲說，對于絕大多數(shù)普通家庭來說，最好的留給兒女的家族財富，就是書籍。

“我心目中的那個汪先生，我都物色好了。我喜歡范偉，他的整個面部表情，尤其是瞇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時候，有一種宅心仁厚的感覺。”他對自己選角的眼光顯得很是自信。

有意思的是，盡管推崇文學，他又故意拿自己的“作家”身份開涮，在新書里寫到一個叫梁曉聲的作家去做講座，親友卻不愿出面捧場；他還給書中人物安排了一段臺詞：“如果我來寫‘人世間’，肯定比梁曉聲寫得好。”

他表示，這些調(diào)侃其實包含著自己對寫作的態(tài)度：在某個時期內(nèi)，文學確乎起到了“啟蒙”的作用，但在如今和平年代，寫作就是一門手藝，“跟開面館沒有多大區(qū)別”，就像搞音樂、做皮靴、釀酒、制香一樣，作家這個職業(yè)也并不意味著高人一等。那些非要把小說“拎在一個高處，好像多么玄妙”的做法，在他看來，都屬于“扯淡”。

據(jù)他透露，《中文桃李》將是自己“倒數(shù)第二部”長篇小說，寫完最后兩部，“不管水平怎樣，‘梁記面食店’就要關(guān)張”。他感嘆說，人還是要學會放下，不要太執(zhí)拗，擱筆后“就是坐在路邊曬太陽的老人了。”

（記者 黃楚旋 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