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中國留學生的日子怎么過？身處德國萊比錫的周倩儀、美國紐約的邢淅璇、法國巴黎的董永晟、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朱效民、美國蒙大拿的樓佳凱在海外直面疫情沖擊。騰訊視頻的紀錄片《一次遠行》通過16個月的跨國拍攝，記錄了五個人的珍貴時光。

近日，《一次遠行》監制、騰訊在線視頻節目制作部A4工作室負責人朱樂賢，以及該片導演吳學競，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采訪。

五位中國留學生的異鄉故事

兩年前，騰訊視頻開始策劃《一次遠行》。朱樂賢回憶：“當時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我就在想，異國他鄉的留學生該如何工作、學習？當時取的題目叫《留學一年間》，想拍大四留學生畢業那年的故事。”但由于許多學校采用上網課的方式教學，朱樂賢不得不改變思路。于是，制作團隊將表達重點從關注留學生的學業，調整至關注他們的生活，著手通過網絡征集故事。經過16個月的拍攝，近兩年制作，最終呈現出正片里五位中國留學生的故事。

《一次遠行》的第一位主角是夢想成為科學家的廣東女孩周倩儀。2017年，周倩儀辭掉工作前往德國，到萊比錫大學重讀本科，學她心愛的物理。2019年11月，她開始頻繁嘔吐，肚子持續腫脹，隨后確診胃癌晚期。周倩儀選擇留在德國接受治療，同時寫畢業論文。一次復診后，德國醫生告知她無法安排手術治療，她便回國尋找新的治療方案。她和家人先去上海，再回到廣州，為著“活下去”堅持配合治療。周倩儀曾囑托弟弟，在她走之后，如果天文學和物理學有了新發現，一定要告訴她。

第二位主角是愛在紐約皇后區合租公寓的天臺上做白日夢的女孩邢淅璇。主修比較文學、法語、戲劇的邢淅璇，2020年從美國布林莫爾學院畢業。在申請到加州藝術學院表演專業研究生后，她要等到2021年才入學。她在紐約感染了新冠。她想表達疫情下的孤獨與無望，讓人們更加勇敢和團結。幾經周折，她在天臺上演了一出戲，叫《天臺夢游》。

第三位主角是留法男孩董永晟。本科畢業后，他來到法國巴黎第十三大學學習旅游管理專業，并于2016年與友人在巴黎創辦了旅行社。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全球旅游業進入寒冬，旅行社被迫關停。在患上抑郁癥后，董永晟開啟“自救”，尋覓轉行機會，試著做攝影，之后開了一家兒童攝影工作室。他說：“路走不通的時候，還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總好過你停在那兒。停在那里的話，就永遠到不了。”

第四位主角是抱著世界和平理想來到以色列的朱效民。2020年，朱效民來到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學習“沖突解決與調解”專業。2021年夏天，即將畢業的朱效民在巴以地區開啟了一段特殊旅程。他走過戈蘭高地、加沙地帶及耶路撒冷。他在旅行日記中寫下一段話：“我知道，這不過是一次走馬觀花的旅程，復雜的邊境，失控的街頭，不同的選擇，真實世界才展開一角，答案還在風中……”

第五位主角是迷上美國西部生活的樓佳凱。他是蒙大拿大學唯一的中國學生，也是新聞系唯一的留學生。2019年初，由于課程需求，正在上大三的樓佳凱需要獨立完成一個長周期紀實拍攝任務。他來到蒙大拿的牧場，在淳樸牧民的幫助下，拍攝了紀錄影片《﹣32℃》，作品還獲了獎。2020年6月，回國機票價格因為疫情水漲船高，樓佳凱決定先留在美國工作，受聘為蒙大拿大學的視頻總監，承擔學校官方活動的拍攝任務。2021年，他決定回國。

對于這五位背景、性格截然不同的中國留學青年，他們的“遠行”都指向著不同答案。朱樂賢表示：“我們希望提供可供觀眾參考借鑒的人生樣本，通過這部片子能夠讓觀眾看到自己，發現生活的意義，并思考‘我們究竟該怎樣過好這一生’？”朱樂賢表示，通過兩年的觀察，他發現真正甘愿躺平的留學生極少，“每個人都想過好自己這一生，躺平也多是暫時的”。

對話

“一個對生命有著堅定理想的人，應該能鼓勵觀眾”

2021年9月，周倩儀因病離世。她的故事，讓無數觀眾破防，在社交網絡引發熱議。周倩儀雖然遭遇了病痛折磨，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依舊熾熱地活著，追尋著自己的天文物理夢：“我們都是星塵，其實星星死了都會爆炸變成下一代星系的原材料，這是很浪漫的一個說法。”

羊城晚報：為什么要把周倩儀的故事排在第一個播，而且用了兩集的篇幅？

吳學競：這個故事我們拍得比較長，從德國跟到周倩儀回國，保證了故事完整性。這部系列紀錄片的體量是每集30-40分鐘，為了統一整體觀感，我們把她的故事做成了兩集。把她的故事放在第一個播也是出于故事的完整度考慮，同時這個人物非常出彩。我們也想通過周倩儀的故事，為這部片子定個調。

羊城晚報：你們希望定的調是什么？

吳學競：我們希望把留學生故事的外延打開一些。我們拍攝過程跟最初的預設相比有些跑題，沒有過多關注他們的學業生活，以及特別單純的學生狀態，可能更偏向于講述一個20歲左右年輕人的人生故事，但背景是異國他鄉，人物身份是學生。另外，這部片在剪輯方式和敘述方式上，跟傳統紀錄片有點區別，我們希望故事講述更劇情化，主人公視角更強。

羊城晚報：你覺得周倩儀的故事在社交平臺引發極大反響的原因是什么？

吳學競：它涉及生死，對所有人的沖擊力都會更強，這是很直接的因素。此外，周倩儀本人確實是個很有魅力的、有生命力的人。觀眾看到一個對生命有著堅定理想的人，應該也是對他們的鼓勵。

羊城晚報：周倩儀在德國時與男朋友的愛情故事是一條線索，為什么回國之后，這條線索中斷了？

吳學競：值得被看到的內容，都放出來了。她回國之后跟男友的交流，是她希望更屬于自己的那部分，所以我們在拍攝上沒有強化這點。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雙方不只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關系，每個人都有自己需要被適當保護和隱藏的一小部分，這應該被尊重。

羊城晚報：周倩儀的弟弟看到片子之后，給了你哪些反饋？

吳學競：我們拜托她弟弟看了，但是他應該沒有給他爸媽看。可能對他們來說，面對這件事還是會有一定的壓力。她弟弟看完之后，盡在不言中。我們給周倩儀德國的同學也發了片子，德國的朋友、同學還給她辦了一次追思會。一個朋友走后，能被紀念、被記住，對于身邊的人來說，還是挺大的安慰。

“攝影師一個人面對所有人物的變化、情緒的起伏”

今年上半年，騰訊視頻開啟了系列紀錄片“人間真實”片場。其中包含五部紀錄片：有關注95后少年成長的《真實生長》、關注中國留學生海外生存實錄的《一次遠行》、關注親子家庭和女性的《了不起的媽媽》、首檔“婚姻家事律師”紀錄片《親愛的敵人：婚姻家事律師實錄》、跟拍兒科科室日常的《大象出沒的地方》。其中，《一次遠行》是唯一一部大規模海外拍攝的紀錄片。疫情之下，海外拍攝給制作團隊帶來了不小挑戰。

羊城晚報：如何實現海外拍攝？

吳學競：因為疫情影響，我們的導演組都沒法出國，只能在當地找攝影師完成，遠程溝通拍攝。我們之前有國外拍攝的經歷，會儲備合作過的攝影師資源，同時也會調動可以利用的資源，比如找主人公的朋友拍一些應急場景，或者進行補充拍攝。

羊城晚報：這也是觀眾反饋拍攝技術參差不齊的原因吧？

吳學競：對。美國的影視工業比較發達，法國學藝術的人多，成熟的攝影師比較好找。拍以色列的故事就沒得選，能找到攝影師就已經是勝利了。與朱效民同行的以色列人阿龍是他的好友，也是此次旅行的向導、司機及攝影師。

羊城晚報：16個月的跨國拍攝，有沒有讓你至今感受到沖擊的事？

吳學競：有一些細節。拍攝周倩儀那集時，因為選題的特殊性和人物敏感的狀態，所有人都頂著壓力。在德國負責拍攝的蔣丁老師經常感到自己要一個人面對人物的變化、情緒的起伏。有一次，我工作到凌晨2點多下班，回到家快4點了，他跟我說“拍不動”了。類似的情況不少，我們只能遠程給他們一些建議，然后調整、重啟。

羊城晚報：你們當時應該拍了不止這五個主人公吧？

吳學競：執行拍攝的故事有20個左右。比如我們在法國拍了三四個主人公，最后只有董永晟的故事完成了。

羊城晚報：拍攝中斷的原因通常是什么？

吳學競：一類是事件進展跟我們預想的差別較大，變成一個特別冗長、平常的生活狀態的故事，繼續拍下去的必要性不大。另一類是主人公的選擇和客觀條件限制。例如，在德國留學的博士夫婦的故事，這對新手爸媽面對疫情、學業、育兒壓力，生活被安排得很緊湊。后來，因為柏林疫情嚴重，再加上爸爸的學業很忙，無法繼續執行拍攝，挺遺憾的。我們把一些松散的、中斷拍攝的故事做成了番外篇，也能讓觀眾看到中國留學生群體更豐富的圖景。

“‘報喜不報憂’可能是中國人共通的性格”

董永晟在片中講述了他初到法國留學時的打工經歷：他一個晚上要洗2000個盤子，洗到兩手過敏，被刀叉劃傷三四十處，最后比洗碗機洗得還快。有一天，他去倒垃圾，被突如其來的大雨淋濕全身，就在那時，媽媽給他發了一條信息——累了就回家吧。這時，雨突然停了，天上出現了一道彩虹。董永晟在看到彩虹的瞬間熱淚盈眶，告訴媽媽“不行，我還不能回去，因為我給自己定的目標還沒有達成”。每個選擇遠行的中國留學生，都在尋找自己遠行的意義。對于紀錄片制作者而言，也是如此。

羊城晚報：陳曉卿說留學生的家長要慎重觀看《一次遠行》，你認同嗎？

吳學競：我認同。我們也在討論，許多父母看完這部片子可能都不愿意讓孩子出去了，因為太苦了。董永晟告訴我，他在片子里說的好多話，從來沒跟他爸媽說過。“報喜不報憂”可能是中國人共通的性格。大家都挺堅強的，都覺得可以靠自己渡過困境。

羊城晚報：“這部紀錄片展現的是中國留學生的孤勇青春”，你如何看待這種概括？

吳學競：留學生在國外一個人面對生活、學業、陌生的社會。這兩年，疫情又增加了一重考驗，同學間的往來會變少，同時還有一些輿論壓力，他們需要面對生理和心理上的孤獨感和挫敗感。

羊城晚報：就你這兩年的觀察，激勵他們勇敢前行的原因是什么？

吳學競：一個人如果內心對自己有更大的要求、對人生有更明確的目標，真的面對困難境地時，都可能像片中的主人公一樣，努力往前走。真正躺平的人還是少數。

羊城晚報：你在做這部紀錄片前，會不會在心里給中國留學生貼標簽？做完后，想法有改變嗎？

吳學競：我們最早選題時，的確會有更標簽化的分類，例如，是不是要找一個一流大學的學霸？是不是要找一個學習觀眾無法理解的專業的人？但實際做下來，我們發現，當你把一個很具體的人講得完整、生動、充分的時候，標簽本身的意義沒有那么大。就像看完周倩儀的故事，觀眾不會簡單地把她理解成抗癌女孩。

羊城晚報：拍完片子后，你們和主人公還保持著聯系吧？

吳學競：對的。朱效民和樓佳凱都回國了。效民專業特殊，找了一份對口的工作。佳凱目前還在調整，處于自由職業狀態。董永晟的困難還沒完全解決，但人生之路還得往前走。邢淅璇在加州讀研究生。他們告訴我，很多網友的留言，鼓勵了他們。

羊城晚報：跟隨這部紀錄片兩年，你有哪些收獲？

吳學競：拍攝、制作這部紀錄片的兩年，正好是遭遇疫情的兩年。疫情對影視、媒體行業沖擊很大，但我挺幸運有這件事做，每天打卡剪片子，也不會想別的事。現在，我又開始焦慮了，就像打游戲打到通關之后，突然有點悵然若失，不知道該干什么。所以，我先等等。

（文/記者 龔衛鋒）